鄧小平長子鄧樸方回憶父親與周恩來的友情

　　要講周總理和我父親鄧小平半個多世紀的友情，一起共同參加革命工作，共同奮斗，確實比較難講。半個世紀是個很長的時間，提起周總理來，我父親曾經(jīng)講過：“我們認識很早，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就在一起住，對于我來說，他始終是一個兄長。全國人民都尊重他。”

　　我父親和周總理是一塊兒到法國勤工儉學的，我父親是1920年10月份到的，周總理是11月份到的，前后腳。我父親到了法國以后，開始上學，后來到工廠做工。周總理到了法國以后就已經(jīng)從事社會活動了。1921年成立巴黎共產(chǎn)主義小組，到1922年6月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(chǎn)黨。周總理在執(zhí)行委員會負責宣傳，我父親參加了這個組織。

　　1922年父親只有18歲，在他們旅法的那些人里面，是個小弟弟。

　　1923年，旅歐少年共產(chǎn)黨在巴黎召開了臨時代表大會，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，在歐名稱為旅歐中國共產(chǎn)主義青年團，周總理當選書記。這次臨時代表大會我父親參加了。據(jù)當時有些人回憶，我父親那時候已經(jīng)開始參加支部工作。

　　那個時候的支部工作當然是周總理主要負責，父親做些輔助性的工作，比如說辦《少年》、《赤光》，刻蠟版，做具體工作。根據(jù)父親講，他大概有半年的時間跟周總理住在一起，朝夕相處，吃得很壞，白水、面包，大家又擠在一起。但是，革命勁頭、革命熱情非常高，這是一批年輕人。

　　那個時候，法國的思想比較活躍，各種各樣的思潮都有，周總理和我父親那時都選擇了共產(chǎn)主義，而且和其他思想作斗爭。這段歷史很長了，當事人回憶得不多，就我們知道一點，我父親很懷念那一段的歷程。比如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習慣，父親愛看足球，周總理也愛看足球；父親愛吃那種牛角面包（CRASANG），周總理也喜歡吃；其實那在法國是很普通的食品，但是對他們來說，就是最好的東西了，所以幾十年以后他仍然懷念那時的生活。

　　那時候和他們住在一起的還有李富春、蔡暢。據(jù)蔡媽媽回憶：周總理是做全天工作，我父親和李大章、傅鐘這些人都是白天做工，晚上工作，叫做“半脫產(chǎn)”吧。這樣的時間大概有一年。1924年9月周總理回國。

　　我妹妹曾經(jīng)問過我父親，在法國的時候和你關系最密切的是誰？父親想過以后說：“還是總理。我們在一起待的時間很長�！�

　　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，我父親和周總理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朝夕相處。周總理負責中央的具體事務，中央有什么大事都向他請示。我父親處理的也是日常工作。政治局的會議父親列席，但他也有發(fā)言權，在會上周總理發(fā)言很多，我父親偶而發(fā)言。他們在一塊共同生活，共同戰(zhàn)斗。他們還有半年多的時間住在一起，周總理和鄧媽媽住樓上，父親那時候已經(jīng)結婚了，和張錫媛媽媽住在樓下。解放以后蔡媽媽說：那時候哇，經(jīng)常聽到樓下高高興興的。后來我妹妹就問父親：那時候老聽到你們那么歡笑。父親說：“那時候我們年輕嘛，當然高興了�！�

　　父親和張錫媛媽媽是在1928年4月結婚的，在婚禮上，周總理，鄧媽媽，還有其他人都參加了。當時正是白色恐怖，國民黨對中共中央也是下力氣來破壞，非常艱難。

　　父親和周總理接觸多是解放以后。1952年父親調到北京當副總理，就在周總理的領導之下工作，從1952年一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父親一直是作為副總理協(xié)助周總理工作。到后來，有時候周總理出國，父親作為代總理來接替他的工作。這段時間大概十幾年。父親一直都是非常尊重周總理的，他對我父親我覺得也是另眼看待的。特別是后來父親做了總書記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，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。這時候，中央一攤工作，國務院一攤工作，他們倆互相信任，也互相理解，處理問題時互相都有一個默契。我父親處理事情比較果斷，他是小事不管，大事他抓一抓。周恩來主持外事，外事無小事，處理得非常細致，兩人合作得非常好。父親談到周總理時候，他那種神態(tài)呀，都是一種非常尊敬的一種神態(tài)。小時候家長還讓我們管鄧媽媽叫姑媽，因為她也姓鄧，但是后來沒叫起來。有時候周總理到我們家里來，當然更多的是父親到總理那兒去。我現(xiàn)在也喜歡看足球，就是受老人家的影響，他那時候經(jīng)常去看足球，也帶著我去，有時候帶著其他孩子去。那時候周總理也去看足球。有時候他們在一起散步，有時候禮拜天一塊兒到野外去，比如說到十三陵去，去郊游，吃野餐，周總理看到我們這些孩子，他都會很親熱，有時候問我們：“你們家誰管錢��？”我們說是我妹鄧楠管。他就會對鄧楠說：“��！你也是總理啦！你的官兒跟我一樣大呀！”他跟我們家的毛毛說：“你是你們家的外交部長！”還問我的弟弟飛飛叫什么名字？聽說我弟弟叫“飛飛”，就說：“噢！那你跟我同名啦！”我們才知道周總理曾經(jīng)有一個用過的筆名叫“飛飛”。在我們這些孩子眼里，周總理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。

　　周總理對父親的其他方面也很關心。有一次周總理到我們家去，直接走到屋子里，看到門口沒有警衛(wèi)，就說：“這怎么行啊，門口連個警衛(wèi)都沒有！”后來就在門口給加了一個哨。

　　我媽媽還給我講過說：我以前不會吃螃蟹，后來到上海，周總理說：你怎么不吃螃蟹呀？媽媽說：我不會剝。周總理說：那我來教你。他一點點教，怎么把后蓋掀開，怎么樣把胃拿掉，怎么剝身上的肉，怎么像抽屜一樣，一層一層把它剝開。我媽媽學會吃螃蟹是周總理親自教的。

　　就我們看到的，周總理和我父親之間的那種感情，那種友誼，都是很自然的，不是在表面上的，所以我們見到周總理，既有一種尊敬，也有一種親切的感覺，覺得周總理是親人這種感覺。

　　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一開始，父親就被打倒了，很多老干部被揪斗，周總理都按毛主席的意思予以保護。當時那個環(huán)境非常艱難。

　　1969年林彪搞“一號通令”，把老干部們都趕出北京，送到外地，我父親是被下放到江西。最初江西安排他去贛州，周總理知道以后，連續(xù)兩次給江西省“革委會”有關負責人打電話，說鄧小平已經(jīng)是65歲的人了，身體又不怎么好，最好安排在南昌附近，最好是兩層樓，一個院子，樓上由父親母親住，樓下由工作人員住，有個院子好散步。

　　“九一三”事件發(fā)生后，我父親聽了傳達，他立刻給中央寫了信。1972年1月，陳毅伯伯逝世，誰也沒想到毛主席出席了這個追悼會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林彪就是要打倒這些老家伙們，也包括我父親、劉伯承和其他老同志。周總理立刻暗示陳毅的子女，把這個消息傳出去。之后，周總理在見新疆代表團的時候，當著江青、姚文元的面說：“林彪就是想打倒老干部，像鄧小平啊，要打倒�！庇幸獍堰@個風散出去。

　　毛主席決定恢復我父親的工作，作為周總理來說，他根據(jù)毛主席的決策來辦事，這個事情他不能多說，但是必要做的該做的他都做。當時周總理處境非常艱難。1972年6月，他批了一個文件，恢復我父親的工資待遇，同時也批準我到北京來治病。8月，父親就寫了封信給毛主席。毛主席說：鄧小平雖然犯了很多錯誤，錯誤很嚴重，但是第一個呢，不是叛徒；第二個是在蘇區(qū)時，是“毛派”頭子，第三個是協(xié)助劉伯承打仗有功，第四個是解放以后也不是沒做一件好事。周總理得到這個指示以后立刻向政治局傳達，并且作為文件來傳閱。10月，父親就已經(jīng)開始活動了，先后到韶山、井岡山參觀，還參觀了紅都機械廠，江西其他地方，一直到年底。周總理給紀登奎和汪東興寫了一封信，先談譚震林的事情，讓他回北京，后來又談關于鄧小平的事情，毛主席已經(jīng)提過多次，請他們議個辦法出來。12月底，紀登奎、汪東興正式提出建議，要我父親恢復副總理的工作。

　　1973年2月，我父親得到通知回到北京。這年年初，周總理的病復發(fā)，這時候本應該很好治療，但是，他從1973年2月底到3月初，連續(xù)開會，討論父親復出問題，連續(xù)很多天開會，反復商量。直到3月9日，大概討論完了，他才向政治局講明他的病情，請假去治療。同一天，他向毛主席作了匯報，毛主席批準了，3月10日，關于鄧小平復出的中央文件正式發(fā)出。這是周總理為父親的復出在病中堅持工作的情況。

　　3月28日，我父親和李先念一塊兒見周總理。警衛(wèi)跟我講，當時在人民大會堂，周總理是坐在最邊上的靠背椅（不是沙發(fā)）上等著，我父親進來后，周總理立刻站起來，走到我父親那兒，叫一聲“小平同志”，兩個人握手，然后才進屋談話，當時他和李先念一塊兒和我父親談話。第二天就和我父親參加毛主席召集的會議。我父親3月29日見到毛主席。當天晚上，周總理就開政治局會議，討論安排我父親工作的問題。這段時間，周總理都在病中，都在治療之中。

　　我父親那時候剛出來，就和母親一塊兒到一些老朋友家里面去串門，當時到了好多老同志家。據(jù)媽媽說，4月9日她和父親到周總理那兒去，周總理在玉泉山養(yǎng)病，也正在做治療。那天，他們到了玉泉山一下車，鄧媽媽就在門口等著，我父親打過招呼之后，我媽媽激動，忍不住想哭，然后她就和鄧媽媽擁抱在一起。他們進屋后，周總理在里面，這是我媽媽被“解放”后第一次見周總理。這時周總理特別交代了一句，他說：“你們要找保健大夫，找吳家的�！彼�還告訴我媽媽：“卓琳，你這個事不要忘��！”我想他是對父親的復出寄予厚望，不但在醫(yī)療上做出保證，也在安全上做出了考慮。

　　4月12日，我父親第一次露面，是迎接西哈努克親王的宴會。據(jù)有關材料講，周總理那時候也是剛做完治療就趕到城里來參加這個宴會的，鄧小平出面了，露面了，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。周總理專門把父親讓到前面，給大家介紹，給西哈努克親王介紹。

　　周總理是一直希望我父親能夠接替他，特別是他患重病的時候，一個是他對我父親的了解，他對我父親當然是非常了解的了，這對他來說，我想這是他的心愿，也是他這幾年一直在努力地做的事情。但這個過程非常艱難，一個是他的病情不斷加重，一個是外界的壓力不斷加大。

　　5月，中央召開工作會議，這是我父親復出后第一次參加中央工作會議。周總理在會議專門還講了一段，對鄧小平的復出，絕大多數(shù)人都是滿意的，他特別強調這一點。他做事考慮問題都非常周到的。

　　但是就在1973年，父親問題逐步解決的過程當中，周總理也受到了批判。毛主席批評他：“大事不討論，小事天天送�！钡搅耸�大召開之前，8月5日，毛主席又提出儒法斗爭。8月6日，江青就鬧著要把儒法斗爭寫進十大的報告里面去。周總理說要消化消化。黨的十大上，我父親就作為主席團成員了，在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，我父親復出又往前走了一步。

　　事情看著好像越來越順利，但毛主席對周總理又提出批評。從11月中下旬一直到12月初，一直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周總理，江青就講，這是“十一次路線斗爭”，說總理迫不及待。但開完會，主席講這次會議開得好，但他也批評了江青，說“十一次路線斗爭”講得不對。另外，不是總理迫不及待，是她才迫不及待。然后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，決定父親恢復政治局委員，恢復軍委委員，參加軍委的工作，主席還特別講：“小平同志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，是政治局請回來的。小平同志回來，給政治局添了一位秘書長�！备赣H當中央秘書長的時候是1927年年底。主席還特別講了我父親是“綿里藏針，柔中寓剛”，這樣父親才算是恢復到領導職位上，參加主要領導工作，這時候才正式定下來。

　　1974年一開年，周總理就開始大量便血，身體明顯地壞了。這年1月，他又主持軍委會議，落實我父親參加軍委工作，成立軍委五人小組。1月底，“四人幫”開始向總理發(fā)出新的進攻，開始是批林批孔的動員大會，遲群、謝靜宜將矛頭對著周總理，批現(xiàn)代的大儒，發(fā)動了襲擊。2月，毛主席就講了話，說遲群、小謝講話有缺點，講話不宜下發(fā)。后來，周總理又根據(jù)這一個精神，進行了傳達，作出了決議。江青大鬧一場。這是1974年“四人幫”第一次向周總理和我父親發(fā)難。

　　3月，周總理的病情進一步惡化，無論如何應該休息，但是這個時候他恰恰不能休息。4月，毛主席提出，讓我父親參加聯(lián)大會議�！八娜藥汀遍_始不同意，江青大鬧政治局。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同意了，她不同意。毛主席給她傳話，說是毛主席的意思，她也不答應。最后還是毛主席親自給她寫了一封信，說：“這是我的意見，你以不要反對為好。”這樣才把這個風波平息下來。

　　我父親出國的事情定下來后，周總理就開始安排我父親的行程，他顧不上自己病重，從飛機的航線，是飛東線還是飛西線，民航怎么試航，出主意。他提出如果民航?jīng)]飛過的話，是不是請法航幫幫忙。另外，對父親的歡送儀式，他也做了精心安排，向毛主席請示，是不是要隆重些，以示我們鄭重其事地出去。他還交代，要鋪上紅地毯，以最高的禮儀規(guī)格來歡送我父親出席聯(lián)合國大會。在整個歡送過程中，周總理又打起精神，始終鼓掌。我父親在國外的時候，周總理就一直堅持著不治病。

　　4月19日，父親從聯(lián)大勝利回來，總理又到機場迎接。4月20日，周總理才召見醫(yī)療組的成員，談他的病，緊跟著又是檢查、治療。到了5月30日總理就住院。6月1日，當天施行了一次大手術。

　　總理這樣支持父親工作，保證父親完成任務，他做出這樣安排，做出這種犧牲，不只是為了父親，而是為了將來，為了我們國家。那時候我看到這個材料，19日晚，把父親接回來，20日凌晨2時，他見醫(yī)療組，我內心這種震動��！

　　周總理住院后，中央政治局由王洪文主持召開會議，6月中旬“四人幫”又發(fā)動進攻，組織批“現(xiàn)代大儒”，矛頭也是直指周總理。到7月中旬，毛主席又把這個事制止了。在政治局會上毛主席講，她（指江青）不代表我，她只代表她自己。又重復說：總之，她不代表我。

　　8月，經(jīng)過醫(yī)生檢查，發(fā)現(xiàn)周總理的癌癥又轉移了，8月10日第二次做了手術 。

　　關于四屆人大的安排，毛主席10月4日打電話給周總理。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特別對周總理說：四屆人大，鄧小平當?shù)谝桓笨偫恚�這是主席開始下決心了，已經(jīng)下決心了。在周總理病重的時候，毛主席希望我父親能夠接替他的工作。

　　10月11日，毛主席又講，還是要以安定團結為好。毛主席這個安排，一個是讓我父親接班，一個是要大家安定團結，是作為一種政治安排，他希望穩(wěn)定下來。10月17日，江青開始有預謀地發(fā)動攻擊，在政治局會議上，借“風慶輪”事件，刁難我父親，讓我父親表態(tài)。我父親就一步也不讓：這個事情我要調查。江青就在政治局罵起來。我父親和“四人幫”一伙的矛盾非常尖銳了。

　　10月18日，當時毛主席在長沙。這天，王洪文跑到毛主席那兒去告狀，受到毛主席的批評說：你不要跟他們搞在一起。王洪文回來，又找周總理做檢討，實際上并沒有悔改。

　　10月19日周總理見王海容、唐聞生，講“風慶輪”事件，說，這個事情本來就不是什么問題，小平同志已經(jīng)忍耐很久了。當然還要做工作。

　　10月20日，王、唐隨著外賓見毛主席，向毛主席匯報了這個情況，主席當時批評“四人幫”以后，決定：鄧小平任黨中央副主席、軍委副主席、總參謀長、第一副總理。毛主席還講：總理還是總理。原來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是由王洪文負責，這次毛主席講了，四屆人大安排，由周總理和王洪文兩個人負責。

　　在這之后，周總理、父親和其他同志們，圍繞四屆人大開始更緊張地工作。

　　我父親經(jīng)常到周總理那兒去，葉劍英、李先念這些同志，也都經(jīng)常到周總理那兒，商量四屆人大各項工作的安排。

　　12月，周總理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壞，醫(yī)生希望周總理趕緊住院手術。而四屆人大的安排基本上有眉目了，需要周總理到長沙向毛主席匯報。葉帥就交代醫(yī)療組成員，無論如何要保證周總理這趟行程的安全。醫(yī)生認為，他無論如何不能走，不能再出差。但是作為周總理來說，重任在肩，無論如何他要親自來做。

　　12月23日，周總理和王洪文飛長沙，跟毛主席談了兩天。這時候毛主席的心情也比較好，他還特別對周總理和王洪文講到我父親，“人才難得、政治思想強�！边@樣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就安排妥當了。然后，毛主席又和周總理單獨談了一天。

　　這時總理身上的腫瘤開始全面轉移了，總理他不是不明白，但這個時候他是拼命。

　　1975年1 月中旬，四屆人大開幕了。

　　周總理在這個會上作《政府工作報告》，重提四個現(xiàn)代化。

　　此后，我父親先后提出“整頓軍隊”、“整頓鐵路”、“整頓鋼鐵”、“整頓國防工作”，反對派性，提出“三項指示為綱”，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。聽家里人講，父親在一年多的時間里，從早到晚，沒有閑的時候，始終在連軸轉地工作，以那種無私無畏的精神，為了挽救這么樣危險的局面，日以繼夜地工作。

　　周總理始終支持父親。重大的事情我父親也都找周總理商量。我看到一個記錄，我父親幾乎每周都要到醫(yī)院那兒，和他單獨談話，談工作，或是半個小時，或者是幾十分鐘。

　　但是，這一年也并不是風平浪靜的。3月，張春橋提出“反經(jīng)驗主義”。4月，江青在政治局布置要“大反經(jīng)驗主義”。

　　我父親見毛主席，反映了這個問題，提出不同看法。江青就跟我父親頂起來了。毛主席同意父親的看法，在姚文元送的一篇文章上批示：“反經(jīng)驗主義不妥，似乎應該提反修正主義，既要反經(jīng)驗主義，也要反教條主義，包括反經(jīng)驗主義和教條主義�！边@樣把“四人幫”的進攻打退了。毛主席讓政治局批評“四人幫”。當時王洪文主持政治局會議，5月底6月初，我父親兩次組織批“四人幫”的會議。

　　5月3日，周總理到毛主席那兒開會，和主席討論這個問題。5月4日，周總理又親自寫報告給毛主席，談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整個情況，得到主席的批準，最后周總理又連夜召開會議，核對毛主席講話的筆記，然后又主持開會研究，隨后下發(fā)一個正式的文件，以正視聽。那時，總理的病已經(jīng)很重了。

　　9月7日，周總理最后一次見外賓，他就講了：馬克思的請?zhí)�我已�?jīng)收到了，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擔任，小平同志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的工作，我相信他完全能夠勝任，完全能夠繼續(xù)貫徹黨的方針路線。 可以完全相信小平同志一定能夠完全貫徹中國共產(chǎn)黨對內對外的方針。這時我父親也在場。周總理這次見外賓的時候，腳已經(jīng)腫得很大，鞋都穿不上。

　　9月20日，周總理的病情進一步惡化，要做第四次大手術。在用車推他進手術室之前，他喊了聲“小平同志！”叫我父親過來，他的身體非常虛弱，但是他用很大的聲音說：“小平同志，你這一年多的工作證明，你比我強得多�！边@是他要讓所有在場的人都能夠聽見他的話�？偫碚J為他馬上要去世了，他在用最后的力量來支持我父親的工作，有人說這是最后的一搏。這是生命最后的一個吼聲！

　　這次周總理又搶救過來了，但病情很重，生命始終在旦夕之間。我父親來看周總理，也就待5分鐘。后來，毛遠新向毛主席反映了有關情況，毛主席開始對我父親的工作不滿意，認為是在否定無產(chǎn)階級文化大革命，還讓毛遠新找我父親談。我父親講：“我昨天剛問過主席，這段工作怎么樣？主席說還可以。”把毛遠新頂回去了。談話以后，我父親馬上就到周總理那兒去了一趟。此后政治局就開始批評我父親。我媽媽問他：批評以后你怎么做？我父親講，到那兒就是宣布開會，然后就請大家批。他就泡杯茶。然后到點宣布散會，他抬起屁股來就走。他也不妥協(xié)。

　　整頓工作不到一年就停下來了。中央開了打招呼會，發(fā)文件叫大家學習，開始“反擊右傾翻案風”，這時周總理的生命已經(jīng)垂危了。

　　12月底，周總理心臟突然停止跳動了。我父親、王洪文、張春橋、汪東興都來了。這次又搶救過來了。大家來看周總理，張春橋走過來的時候，周總理說：“春橋同志，你和洪文要多幫助小平同志工作�！边@是他死而復生后的再次奮力一搏。他知道，形勢很壞了，但就是在這種形勢之下，他還要盡他生前最后的一點力量，希望起點作用。實際上，大家知道根本不可能說動張春橋這些人。實際上他是在用最后的唯一的可能的方式，表明自己的態(tài)度，希望能夠影響他們�？偫碛眯闹�苦哇！這種事情想起來真是讓人非常非常地難過，這種事情也是很殘酷的。

　　1976年1月8日，周總理逝世。我父親忍著巨大的悲痛，為周總理致了悼詞。本來周總理留下遺囑不開追悼會，我父親講：這個人民不答應。我想由我父親致悼詞，如果周總理在天有靈，他是欣慰的，如果讓周總理選擇，他一定會選擇我父親。我父親也愿意為他做。

　　周總理和我父親兩個人性格不同。周總理非常聰明，善于團結人，善于融合各種不同的意見，事無巨細，認真負責。我父親則比他剛，比他硬，處事從大處著眼，但是容易被打倒。周總理知道我父親的特點，知道我父親能夠接替他的工作，能承擔起他的工作。我父親對他也是非常理解的，知道這個兄長心里想的是什么。

　　后來，我父親多次講過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個時候，周總理講過違心的話，但是，全國人民原諒他，他得到全國人民的尊重。甚至在“文革”期間他就跟周總理講過：你那時候不得不這樣做，不這樣，就不能保護這么多老干部。我父親說：我的性格不同，我不會委屈求全。這話不知道是什么時候講的，是他跟我母親講的，說過這個話，周總理也體諒他。兩個人心心相印，各自用自己不同的方式，為黨，為國家，為人民，奉獻出他們自己的一生。

　　周總理逝世之后，我父親就失去了工作的條件，但是事情還沒有完。就在清明節(jié)的時候，4月5日群眾對反擊右傾翻案風不滿意，在悼念周總理的時候，掀起了又一場轟轟烈烈的“四五”運動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我父親再次被打倒。我父親的這次被打倒，又和紀念周總理的活動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正是這樣，才顯示了中國人贊成我父親的這些做法，贊成周總理的做法�！拔幕�大革命”之后，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，我父親復出，開始改革開放局面，創(chuàng)造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，這是和1972至1975年，特別是1974至1975年這些年的斗爭，我父親和周總理共同戰(zhàn)斗這段歷程分不開的，也是和我父親和周總理，和其他一些老同志，一直努力分不開的。

　　要說我父親和總理的關系，從中國現(xiàn)代史上找，有多少人能夠這樣密切？這么長的時間？他們的性格、作風都不同，但又那么心心相印幾十年，半個世紀多，生死與共，風雨同舟。都說人生難得有知己，父親和總理才真正是知己。

　　就不用說領導人，就說我們這一生，有幾個知己？有沒有知己？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說，我想，這也是他們的幸福。

　　對周總理去世，我父親的悲痛是沒有人能夠代替的。父親是非常冷靜的人，他對自己的生死，對其他這些東西，看得非常的開，但是周總理的逝世對他的打擊是非常大的。他知道，周總理早晚是要去世的，但是一旦他走了，他還是非常難過，我父親在念稿子念到：“周恩來同志的心臟停止了跳動，這時候滿場“嗚嗚……”全都哭了。

　　我記得那時候，周總理的靈柩從天安門前經(jīng)過到八寶山，一路上都是送行人們的哭聲。在開追悼會的時候，我母親帶著我們家孩子都參加了追悼會。那時候我沒去，因為我在醫(yī)院里頭。送葬那天，很多病號都冒著寒風跑到外面去，跑到301醫(yī)院門口的馬路上去看。我那個時候弄了一瓶酒和一點酒菜，和病友王魯光一塊喝酒，把酒灑在地上。我記得我一直在說，一面哭一面說，真是痛苦��！痛哭流涕。我說：前一段歷史過去了，我們面臨的將是新的一個局面了。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總理那么忙，他還在關心我的治療，親自批準我回京治療，這也是總理做的好事，受惠的何止我一個人。

　　我父親和周總理這份友誼真是偉大，世上難找的。偉大的友誼，世人難找啊！不只是法國那么艱難，上海那么危險，一直到戰(zhàn)爭環(huán)境下，到解放以后，這么多路線斗爭，這樣曲折，特別是“文化大革命”這么驚心動魄，真是難以想象。他們倆這種關系如果寫篇小說，其感人之深恐怕是難以想象的。

　�。ㄗ髡邽槿珖�政協(xié)原副主席、鄧小平長子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