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恩來臨終前的臺灣情結(ji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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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，他自幼即以“中華崛起”為己任，投身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事業(yè)后更是把富民強國作為自己終生奮斗目標。然而從新中國誕生直到他重病纏身，離他的強國夢似乎還有著一段很長的距離，特別是臺灣還未能回歸祖國，這就使他多少有點遺憾。因此越是到他的生命最后，臺灣問題越是縈繞著他的腦海，成了他臨終前最關注的一個最大情結(jié)。

一、讀《參考消息》

連寫四個“托”

周恩來臨終前，仍堅持看中央文件和主要報紙、雜志。

1975年9月4日，周恩來看到3日出版的《參考消息》上轉(zhuǎn)載有香港《七十年代》編輯部的一篇專稿：《訪蔣經(jīng)國舊部蔡省三》。在這篇文章里，蔡省三針對四月份蔣介石的去世，分析了臺灣的局勢，介紹了將成為蔣介石接班人的蔣經(jīng)國的經(jīng)歷等其他情況。周恩來看了很感興趣，特意用鉛筆把報紙批給羅青長和錢嘉棟，要求他們了解蔡省三的談話內(nèi)容，并進行分析，最好再找王昆侖、屈武等人弄清真相。當時周恩來已經(jīng)進入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階段，寫字時他的手抖得很厲害，可他卻在簽上自己名字后，顫抖著手連寫了“托、托、托、托”四個“托”字，可見他對這篇專訪文章的重視，也充分體現(xiàn)出他對臺灣問題的關切。

周恩來的這一批示雖然很短，但內(nèi)涵豐富。特別是其中的人物身份，讀者清楚了就更能了解周恩來的良苦用心和思維的慎密。

羅青長時任中共中央調(diào)查部部長，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了40余年，長期分管對臺工作。錢嘉棟時任周恩來的主要秘書，后來曾是中國參加世界貿(mào)易組織談判的第一任首席代表。王昆侖早年投身國民革命，1926年起就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的政治教官，曾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，國民黨中央候補執(zhí)行委員；1941年就參與中國民主同盟和三民主義同志會的籌組。1931年又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新中國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長、全國政協(xié)副主席、民革中央主席等職務。由于他的身份地位特殊，對臺灣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情況非常熟悉。屈武是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的女婿，1924年就參與了馮玉祥的北京政變，曾任國民政府陸軍大學教官，立法委員，1949年是李宗仁任命的參與國共和談的國民政府代表團顧問。李宗仁拒絕在和談協(xié)議上簽字后，屈武由南京出走香港，然后輾轉(zhuǎn)到新疆，參與了新疆和平起義。后曾任全國人大副秘書長、全國政協(xié)副主席、民革中央主席等職，他也是十分熟悉臺灣事務的人。

周恩來批示中的蔡省三這個人比較復雜和特殊。蔡省三多才多藝，年紀輕輕時就追隨蔣經(jīng)國，升任少將總隊長，他身兼數(shù)職，風光無限。1949年蔣家王朝敗逃臺灣，蔡省三卻執(zhí)意不走，堅持潛伏反抗。他東躲西藏，數(shù)度逃亡，九死一生，苦苦熬了五個多月，終于被人民政府抓獲。在監(jiān)獄里一呆就是25年。盡管他的思想還是那個反共的思想，但人民政府寬大為懷，于1975年全部特赦所有在押戰(zhàn)爭罪犯時也特赦了他。這是蔡省三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的。他當時在臺灣沒有任何親人，但他自認為對他有知遇之恩，便斷定老上級蔣經(jīng)國將是他在臺灣的唯一“親人”，所以還是選擇去臺灣。為此，他在北京時還用政府發(fā)給他的路費到王府井買了一幅刺繡，好送給他的老上級蔣經(jīng)國，并想像著度盡劫難之后再見到蔣經(jīng)國、并與之談心敘舊的激動場景。然而，臺灣方面卻太絕情：就在蔡省三和原國民黨中將軍長王秉鉞、陳士章等十人來到香港，等待赴臺灣時，臺灣方面卻對包括蔡省三在內(nèi)的所有十位剛被大陸人民政府特赦釋放而申請去臺灣的人說了一聲“不！”還說，“因為這些人已經(jīng)被中共洗過腦，是中共的統(tǒng)戰(zhàn)工具�！庇谑牵�蔡省三滯留在了香港，一些反共的人權組織找到他，希望他能公開發(fā)表一個反共講話，然后可以把他帶到世界上除中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，并供養(yǎng)他一輩子。蔡省三拒絕了，他說：“我是個中國人，我死也要死在中國！”他就呆在香港，毅然抓起手中的筆，靠筆桿子養(yǎng)活自己。1975年春，蔣介石去世，蔣經(jīng)國即將執(zhí)掌臺灣軍政大權。對于臺灣今后的政治走向，施政方略等等，蔡省三對來訪者分析得很透徹，所以，重病之中的周恩來看了之后引起了極大重視，就顫抖著手，一連寫下四個“托”，其對臺灣和臺灣人民的關切，今人讀起來也無不為之動容。